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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南亚18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见证“水墨之上”

文、摄影|栾志超

来源:典藏·今艺术 2019.02

来自东南亚18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见证“水墨之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贡献。


“亚洲何为?”(What is Asia for?)——这是日本艺术家安部典子在“第四届昆明美术双年展”的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继前两届的“千山之上”和“河流之上”之后,此次双年展以“水墨之上”为名,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传播、接受、再造以及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及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化的今天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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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之上”—2018·第四届昆明美术双年展开幕式现场



安部典子的问题在研讨会上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尽管这是一个在当下颇为紧要也颇多话语讨论的议题,但这场展览从对创作介质的规定到对展览主旨的界定,显而易见都是以中国为主体而展开的。研讨会因而就像是一场双相障碍、自说自话的表达:组办方和中国的相关与会人员陈述水墨的历史渊源、文化蕴含、当代的精神寓意、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参展艺术家表达自己在使用这一媒介时的困惑,提出亚洲身份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当代艺术的张力,身为亚洲艺术家在与中国传统媒介共处时的困难,与中国天然的亲近及疏离……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一位泰国艺术家说:“太奇怪了,我们在说当代艺术创作的具体问题,他们却在说那些BIGWORDS——精神、传统、禅、道、老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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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之上”——2018·第四届昆明美术双年展研讨会现场图


这或许正是展览的组办方和受邀的其他亚洲国家艺术家发生断裂的地方。当这场以对于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很熟悉的介质为主题的展览在自己的主场开办时,媒介还是那个媒介,身份还是那个身份。而对于因为这场展览而聚集在一起的其他亚洲国家艺术家来说,当他们共同使用一种于他们而言熟悉又陌生的他者媒介进行创作,在一座于自己而言自然环境颇为熟悉、社会环境又颇为陌生的城市使用国际通用的英语进行交流时,和媒介本身比起来,当代艺术本身的问题和亚洲地缘政治的问题才是横亘在他们眼前更为真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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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典子,《残雪》,宣纸、墨汁、织物、木板,2018


越南艺术家阮轩安(Anh Xuan Nguyen)在此前已经有多次来中国参展的经历。让他感慨万千的是,中国和越南差不多在同期开始“改革开放”,然而两国今天的艺术圈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已经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展览、收藏的艺术机制,这是越南艺术家目前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也表示,两国仍然分享着诸多的共性。这种共性并不仅仅是制度上的,还有社会层面、城市图景层面的。正是基于此,他才得以在自己与水墨之间建立起一种不仅仅是媒介层面的联系。他此次的参展作品《交横绸缪》(Connection)延续了之前的创作。他一直以来都以越南的一种本土颜料为媒介,运用西方抽象艺术的创作手法,描绘越南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新旧交错的幻景。于他而言,将本国的传统颜料和西方的视觉模式结合在一起,能够有效地描绘越南当下的城市景观。因此,在此次的创作中,他用水墨再次绘制了一幅越南的抽象城市景观,并在这里将中国和越南在抽象的共性层面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就经济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远超越南,但就城市景观而言,阮轩安觉得这种置身于混杂之中的感受是相近的。和水墨是什么、水墨于他而言是什么比起来,阮轩安更为关心的是,水墨对于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及社会图景下的中国艺术工作者们而言是什么。他更加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媒介当下在中国的处境。比如,大家是否真地了解它背后的传统文化意涵?此外,中国艺术家在接受了西方美术教育和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当代艺术的洗礼之后,又如何再次面对这一本土媒介?再者,艺术家们是否还能够和从前一样去谈论“传统”和“媒介”?而我们今天讨论“政治”的方式已截然不同。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才是艺术创作和当代语境中真实的问题,一如促使他创作和思考的,正是他在越南所遭遇的城市发展张力、文化出身与后期教育的冲突等等此类的当代生存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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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泰昂,《家2》,纸本设色,136×69cm,2018


安部典子的问题显然并非孤立的问题。一如阮轩安的疑惑和好奇,“亚洲何为”同样是主体性的问题以及让主体进入语境的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这个问题与主办方提出的“让艺术家进入(水墨)这一材质”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在研讨会的一开始,就有数位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的艺术家就此次“展览的目的”提出疑问,即展览希冀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或是“媒介的创新”?或是艺术家“当代的艺术思考”?或是“艺术家间的交流”?尽管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已然思考过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研讨会上抛出时并未得到正面的回应。艺术家们均感受到一种交流的不可能和回应的被封闭,而这却恰恰是参与一场群展于艺术家的意义所在。“亚洲何为”在此是“展览何为”的问题,同样待解。


展览的筹备工作也颇有些意味。艺术家表示自己在展览开幕前数月收到由主办方提供的20张尺寸相同的宣纸。尽管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墨颇感兴趣,但当在自己的国家面对这些材料时,它们也的确仅仅是纯粹的媒介而已。在研讨会上所谈及的这一媒介背后的文化符号意涵在其时并未显现。这一点从展览作品即可窥见一斑。有些艺术家使用水墨在宣纸上绘制抽象的泼墨、滴洒等创作,有些用水墨描绘自己国家的标志性风景,有些将水墨和本土的颜料结合,有些用水墨在宣纸上将东西方文化/宗教的象征性符号并置,有些艺术家用水墨描绘自己一直以来的视觉形象……这种媒介使用的共性极大体现在展览“水墨原典”和“介质引用”这两个部分。和“进入这一材质”比起来,艺术家更多地是让这一材质进入他们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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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金钩,《共存—7》,墨、丙烯、宣纸,136×210×3,2018


当然,在“介质引用”及“多维形态”的部分也不乏一些有趣的创作。如孟加拉国的艺术家萨哈伊徳·卡奇(Sahid Kazi)的作品《心·鹊》(The Crow Inside MyMind)就将原本的宣纸进行各种裁剪和拼贴,通过材料的解构完成图像的重构。艺术家安妮·伊士曼(Anne Eastman)的作品《稀有的时间碎片》和《透明》结合了国内外的时事报纸、玻璃、水墨、旧家具等材料,通过镜像和拼贴的图像构建叙事和修辞。尽管有上述媒介使用方法上的极大共性,但因为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所有作品在视觉和符号上又同时有着极大的区分。有意思的是,在落实到展陈层面上之后,这些区分又再次被囊入到了统一的框架之中。展览以红色墙面为背景,所有的作品在寄至主办方后统一装裱为白底挂墙。这在艺术家们看来和自己收到统一的宣纸、水墨一样地莫名其妙。艺术家阮轩安就说自己作品的抽象性因为装裱的白底抹除了边界感而消失殆尽。在中国的与会人员指出参展的其他亚洲国家艺术家不了解水墨这一媒介背后的文化意涵时,这些艺术家们则认为展方的思维完全被水墨占据了,太强调、太在意水墨本身,包袱感太重了。的确,太多具体的有关艺术创作本身及亚洲地缘文化政治的问题都被忽略掉了。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地了解彼此、解答困惑、满足好奇的空间,却最终只是一个展示和单向度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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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伊士曼,《稀有的时间碎片》,综合材料,2018


安部典子表示自己的作品将在展览后任凭美术馆处置,艺术家安妮·伊士曼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运回去的话难度太高,留在美术馆恐怕也得不到妥善保管。研讨会结束后艺术家们又围坐到一起,表示希望他们可以再组织到一起,解决此次未解的那些问题。同样地,那些在未解之处冒出来的待解的问题,或许会不了了之,也或许还需要更多的组织和相遇。

 

 

本文刊载于《典藏·今艺术》2019年2月刊。原标题:《亚洲何为?》。

关键词 >> 安部典子,昆明美术双年展,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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