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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百年前风靡欧洲的奢侈品,看“一带一路”道路上的艺术融合~

文|王静灵,荷兰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图|荷兰国家博物馆、台北

来源:典藏·古美术 2019.02

从数百年前风靡欧洲的奢侈品,看“一带一路”道路上的艺术融合~
此次“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特展,系荷兰国家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展,循着荷使出行的足迹,一探东西交流的传奇。


17世纪是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de Gouden Eeuw),除了在政治上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更重要的是荷兰在海外贸易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次“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特展,系荷兰国家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展,循着荷使出行的足迹,一探东西交流的传奇。

 

 新地岛的冬天 

 

荷兰原来是西班牙王国的属地,于1568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1580年西班牙国王兼摄葡萄牙国王,来年欧洲各国承认荷兰独立。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而这场独立战争从1568年开打持续了80年,史称“八十年战争”。(注1)1594年西班牙国王禁止荷兰人在里斯本进行贸易,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为了寻求出路,荷兰人只好开始自行从事对东方的商业和贸易活动。

 

1596年10月12日,威廉·巴伦德兹(Willem Barendsz)、马丁·范·汉斯柯尔克(Maarten van Heemskerck)和他们的船员们怀抱着梦想,向北航行,试图借由通过北冰洋这条新航道,避开往南航道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舰,航行到中国。他们带着最新出版的由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志》(D' Historie ofte Beschryvinghe van het groote Rijck van China)的荷兰语译本(该书是当时欧洲对于中国最详尽全面的介绍,虽然作者本人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准备在航行时仔细阅读,借此了解中国,那个遥远又令人向往和憧憬的国家的风土和历史(图1)。他们心里所想的,不过是希望到中国好好地做一场生意,为此他们还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铜版画,希望会在中国销售一空,并从中国带回各式在欧洲千金难求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等,回国再大赚一笔。然而,这个美梦很快就泡汤了。


1.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荷兰语版),1595,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他们的航程并不如预期,在航行后不久,极圈的冬天很快便来临,他们的船被困在临近俄罗斯北海岸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附近的冰层中,于是他们决定上岸并建造了一座小屋避冬。对他们来说,新地岛的冬天绝对是此生最漫长的一个冬天,不仅气候严峻,还有粮食短缺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得面对北极熊等野兽的攻击。在1597年春末,幸存者决定冒险以两艘小型单桅帆船返航回到文明之地,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在1597年11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回到阿姆斯特丹以后,他们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们的探险故事被出版,其惊险无比的勇敢事迹附上铜版画插图,一时成为欧洲的畅销书而被万人传诵。他们在新地岛上建造的避冬小屋和遗留下来的物品,在19世纪末被发现,一件一件都见证着他们勇敢追寻梦想、冒险犯难的故事。(注2)

 

巴伦德兹一行人虽然无功而返,但正是在这一年,即1596年,荷兰商船首次绕道好望角而到达苏门答腊与爪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简称VOC)正式组织成立,该公司由政府赋予发动战争、订立条约、占据领地、建筑堡垒的特权,以严密的组织和火力强大的舰队,在南洋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随即驱逐原先在此地的葡萄牙人,1619年在爪哇的咖留巴(Calappa)设置巴达维亚府(Batavia),作为其在南洋经营东方商业和殖民事业的根据地。很快地,荷兰人便迎来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茶叶、丝绸、香料、瓷器等,这些琳琅满目的“异国奇珍”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前所未见”的奢侈品,它们不但迅速成为贵族和中产阶级所追逐的“时尚”,更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阿姆斯特丹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历史上称此时期为“黄金时代”。(注3)

 

 荷使出行 

 

以巴达维亚作为根据地,虽然常常有往来的中国商船载来货物,在此地的市集上亦有中国商人穿梭其间(图2),但荷兰商人心中最向往的还是能直接与中国通商。明天启三年(1623),荷兰曾遣使者范·密尔德(Van Milaert)首度至福建要求通商,他失败而返。


2.(传)艾伯特·艾克豪特,《巴达维亚的市集》,17世纪中叶,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清朝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顺治十年(1653),巴达维亚府遣薛德(Frederic Schedel)到广东乞市,由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转奏清廷愿备外藩修职贡,得旨允行。顺治十三年(1656),由德·侯叶尔(Pieter de Goyer)和凯塞尔(Jacob Keyzer)率领的荷兰使团抵达北京,依朝贡国例,请求互市。荷兰使团欲议五年一贡,但清朝政府却只准其八年一贡,而且来往的员役不得超过百人,令20人到京,且所有携带的货物只能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私自货卖。对此虽然清廷认为已经十分宽待,但这条件与荷兰人心中所想,可说差距十万八千里。由于此次荷兰自居藩属,始获得与中国通商的权利,但中国政府只准其八年一贡的答复使荷使大失所望,败兴而归。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随行出使的使团中有一位经由阿姆斯特丹市长推荐而加入的成员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1618—1671),他的任务是伴随使团将沿途所有城镇、乡村、殿堂、河川、坚固或奇特的建筑,按其面貌如实描绘下来。在此次旅途中,最令荷兰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对于从未见过如此建筑形式的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大开眼界。他们形容这是一座完全由“瓷器”建造的“奇迹”。在欧洲千金难求的瓷器,竟然被用来搭盖建筑,不但匪夷所思,若非亲眼所见,更是无法想象。大报恩寺塔的形象被约翰·尼霍夫描绘下来,后来他的旅行笔记由他的兄弟亨德利克·尼霍夫(H. Nieuhof)编辑整理,于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团晋谒当时的中国皇帝鞑靼大汗》(Het Gezand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此书出版后不久,便有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译本发行,是西方世界第一部配有作者实地制作插图介绍中国的旅行记,给欧洲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大报恩寺塔的形象,更因为此书的流行,俨然成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并在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的艺术表现形式里,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1662年,荷兰人被郑成功(1624—1662)击败退出台湾后,与清廷的关系更为亲近。康熙元年(1662),荷兰水师提督博特(Balthasar Bort)率兵船12艘与士兵1200人,协助清军攻打郑成功,同时向清廷乞市,清廷准其两年一贡。但这样的待遇很快就被取消,康熙五年(1666)清廷谕止其两年一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派出了另一个使团,前往中国斡旋,希望借由博特率领荷兰水师有功的理由,向中国请求自由贸易。这个使团由出身于阿姆斯特丹世家大族的彼得·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率领,他们浩浩荡荡抵达福州,历经长达近六个月的跋涉,途中经过了“三十七座城市,三百三十五个村庄以及三十四座高塔”,终于进入了北京城,觐见了中国皇帝,并献上许多豪华昂贵的礼物。而此次荷使入京亦被清代宫廷画家描绘下来,留下了图像记录(图3,注4)。但这次耗资巨大的朝贡之行却一无所获,尽管使团进贡了无数的礼品,宣扬博特以及荷兰水师的功绩,中国的港口仍然将荷兰的船只拒于门外。(注5)这次的使节团中同样也有随行的画家彼得·范·多尼克(Pieter van Doornik),他在此次的旅行中共画了22张速写。


3.《贺兰国人役牛马图》,166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提出的是,荷兰1656年和1666年这两次往中国的北京之旅虽然都空手而回,但是他们沿途所收集的有关中国生活的材料和记录,都对当时的荷兰甚至全欧洲对中国的印象产生巨大的影响,掀起了欧洲的“中国风”浪潮。

 

 魅惑的中国瓷器与“荷兰‘瓷’器”的诞生 

 

文化接受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物质文化。在全球海外贸易中最耀眼的商品,莫过于中国的瓷器。被视为“珍宝”的中国瓷器,过去一直被欧洲人视为一种来自东方的玄秘神奇之物而被珍藏。拥有精美的中国瓷器,往往是当时欧洲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

 

1613年,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白狮号”(Witte Leeuw)满载着中国瓷器,在返回荷兰的途中遭受葡萄牙船舰攻击后,于非洲西南岸的圣海伦娜港(Sint Helena)附近沉没。该船于1976年被打捞出水,成千上万的瓷器和破片,一片片拼凑出“黄金时代”的“中国梦”(图4)。


4. 青花克拉克瓷盘(残件),约1613,景德镇窑,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在瓷器大量进入欧洲后,亚洲也因应欧洲的需求,接受订制符合欧洲使用习惯的特定器型。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希望将自己的国徽、市徽、家徽等纹章装饰在这些炫目的中国陶瓷上(图5)。荷兰东印度公司甚至聘请设计师孔奈利斯·普隆克(Cornelis Pronk,1691—1759)为其专门设计中国陶瓷上的装饰。他所设计的样稿被送到巴达维亚,再辗转到广东,最后通过中国陶工的手转化在迷人的中国陶瓷上。《执伞美人》是他最著名的设计之一(图6),设计样稿甚至被带到日本,影响日本陶瓷。在日本陶工的手下,《执伞美人》成为穿着和服的优雅的日本美人。


5. 五彩荷兰纹章瓷,18世纪初,景德镇窑,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6. 孔奈利斯·普隆克,《执伞美人瓷盘设计稿》,1734—1736,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作为热销商品的中国瓷器,自然是众家窑厂争相仿效的对象。在日本最初接受来自荷兰的瓷器订单时,即被要求要仿效中国瓷器的样式。荷兰代尔夫特窑厂原先烧造的是马约里卡(majolica)铅釉陶器,在中国陶瓷进入荷兰市场后,则转而模仿中国瓷器,当地的陶工在陶器的表面上锡釉,以模仿中国瓷器洁白的颜色,再以钴蓝上彩,惟妙惟肖地仿造中国瓷器。这个上锡釉的方式虽然来自马约里卡的传统,但更有可能是受到波斯世界的启发。因为瓷器大量进口,刚运到阿姆斯特丹的瓷器,往往实时就被代尔夫特的陶工仿效。值得一提的是,在1710年左右,由德国迈森窑厂发现制瓷配方并首次成功烧造欧洲的瓷器之后,代尔夫特窑厂依然持续烧造锡釉陶器。如今这个被称为“荷兰‘瓷’器”(Dutch China)的白地蓝彩类型(图7),以其优雅的蓝色调著称,也被称为“代尔夫特蓝”(Delft Blue),俨然成为荷兰的代名词。


7. 白地蓝彩几何多面体饰具,17世纪末,代尔夫特“希腊A”窑,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华丽的战争 

 日本伊万里VS中国伊万里 

 

17世纪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在锁国的政策下,长崎成为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1641年起,荷兰始获准在日本进行直接贸易,来日的荷兰商人被安置并生活在长崎港的出岛上。此时中国正值清兵入关,虽已在1644年取得政权,但南方依旧由南明的势力把持,历经战乱,景德镇窑业衰退。而为了牵制郑成功等人的势力,清廷正实施海禁。荷兰人于1624年来台,建立热兰遮城,作为其对华贸易的转运站,并经常往来福州。1662年郑成功攻陷热兰遮城,驱逐荷兰人,作为其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在种种历史原因之下,造成荷兰海外贸易取得中国瓷器困难,1650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停止向中国订购瓷器。

 

脑筋动得快的荷兰商人转向日本订购瓷器,进行高风险的私人贸易(private trade)。此时正是日本有田地区窑业方兴未艾之际:当地柿右卫门窑的釉上彩瓷作品,造型细致,设色优雅;其他窑厂烧造的伊万里瓷,因其色彩艳丽,更是风靡一时。这股风潮迅速席卷整个欧洲,蔚为时尚。而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市场上,日本瓷器(特别是柿右卫门瓷器)的价钱更高出中国瓷器许多。(注6)日本柿右卫门瓷和伊万里瓷在私人贸易获得的成功,很快便引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跟进,165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日本订制30000件的瓷器,象征着有田窑业正式进入大量外销的时代。(注7)

 

一时之间,在荷兰市场上流通的中国瓷器纷纷被添上柿右卫门样式的纹饰彩绘,借此佯装成名贵的柿右卫门瓷(图8)。德国迈森窑厂、英国的窑厂和荷兰代尔夫特窑厂也即刻对日本瓷器进行仿烧,纷纷加入市场战局。值得注意的是,当景德镇窑业重新复苏后,也开始生产伊万里样式的瓷器。这项“新品种”,据说是荷兰人于18世纪再度向中国订制瓷器之际,要求景德镇窑厂仿烧的,于是促使“中国伊万里”(Chinese Imari)的诞生,与日本瓷器争夺欧洲市场。(注8)伊万里样式以釉下青花为底,在釉上施金彩、红彩等,在视觉上耀眼夺目、绚丽异常。在18世纪的欧洲市场上,亚洲的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因为荷兰商人的“挑拨”,在欧洲大陆上打了一场“华丽的战争”。


8. 釉里红狮纹胆瓶,18世纪(1700—1725),景德镇窑(釉上彩绘于代尔夫特),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面对历史,在大航海的时代,通过海外贸易,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已然频繁;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更借由网络科技,以一种无声无息、不易被察觉,却更迅速、广泛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本文原刊于“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特展图录,经作者删节


注释

1. 有关“八十年战争”,参见Gijs van der Ham et al, 80 jaar oorlog: De geboorte van Nederland,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8.

2. 有关此次航行的历史以及考古出土文物,参见Jan de Hond, Tristan Mostert, Novaya Zemlya,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3.

3. 有关荷兰对亚洲贸易,参见Kees Zandvliet, De nederlandse ontmoeting met Azië 1600-1950,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03; Jan van Campen, Ebeltje Hartkamp-Jonxis, Asian Splendour:Company Art in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1; Karina H. Corrigan, Jan van Campen, Femke Diercks, Janet C. Blyberg ed., Asia in Amsterdam: The Culture of Luxury in the Golden Age,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5. 

4. 王静灵,《图像证史——〈贺兰国人役牛马图〉琐谈》,《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第336期,第88—99页。

5. 有关荷兰使团出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参见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 1666-168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Menno Fitski, Kakiemon Porcelain: A Handbook,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1; Jan van Campen, Titus Eliëns eds., Chinese and Japa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Golden Age, Zwolle: Waanders Uitgevers, 2014.

7. 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日本瓷器的档案记录整理,参见Miki Sakuraba & Cynthia Viallé, Japanese Porcelain in the Trade Record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Fukuoka: Kyusu Sangyo University, 2009.

8. 谢明良,《记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伊万里瓷器》,《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第137—170页。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9年2月刊。原标题:《“黄金时代”的东西交流:“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特展》。

关键词 >> 17世纪,东西交流,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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